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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B公司没有提供实质性咨询服务。正常的标准化咨询服务业务范围较广，包括向服务单位提供政策解释、相关文献资料查询、帮助客户单位起草或修改标准、构建并完善标准体系等内容。本案中，B公司没有提供实质性服务，所谓的专家服务也极不专业，具体表现为，一方面，B公司联系的杨某等专家，表面上看为项目申报单位提供了一些服务，实际上也仅限于项目标准框架固定格式编写、文本格式规范等基础流程问题，完全是象征性走过场，与正常的市场咨询服务内容相去甚远。李某主观上也认为通过找专家提供一些面上服务，可以让公司运作显得更加真实。另一方面，B公司也未按合同约定，提供“资料收集、座谈研讨、标准编写、现场查看”等专业咨询服务。也正因此，相关项目申报单位不得不另行编制申报书等，另行花费咨询服务费用，这也印证了B公司没有向相关项目申报单位提供实质性咨询服务。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由此可见，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犯罪，关键要考察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是否形成共同受贿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共同受贿行为。如果特定关系人只将相关请托事项转达国家工作人员，但未告知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不知情的，不能认定构成共同受贿，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况下，可单独认定特定关系人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如果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通谋并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可以认定双方构成共同受贿。

　　按照共同犯罪故意或通谋发生的时段不同，存在事前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三种情形。事前通谋多体现在犯罪预备阶段，事中通谋则一般发生在实行阶段。本案中，王某、李某存在事前通谋的共同故意。二人事先约定，为了收钱，由王某出面成立B公司，以“咨询服务”名义作为掩饰，与相关项目申报单位签订合同，李某利用职权为B公司提供业务来源，并帮助相关项目申报单位的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立项、验收等。同时，二人共同实施了受贿行为。李某利用本人职务便利，或向处室具体经办人、验收专家“打招呼”，帮助这些项目获批立项、通过验收，王某则在没有提供实质性咨询服务情况下，负责以“咨询服务费”名义收受好处费，二人有分工有合作，共同完成受贿行为。综上，李某、王某有共同受贿故意，相互配合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收受财物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共同受贿。